吴钊古琴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父亲。吴钊的父亲多才多艺，曾师从苏州著名的古琴大师吴兰荪（吴兰荪是当代古琴大师吴兆基的父亲），还跟随著名画家吴湖帆的大师兄学画，并得师傅真传。他对名和利并不追求，一生与世无争，像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一样，论画、谈诗、弹琴，把它们当做修身养性的一部分。这些都深深影响着吴钊的人生选择，也在他身上刻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印记。

西学

吴钊是家中长子，下有个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，但弟弟的不幸早早夭亡，使父母对他更是疼爱有加。然而不同于吴家穿长袍马褂，说之乎者也的中国传统，吴钊母亲一家则努力西学，经常西装革履，讲一口流利的英语。依照当时的状况，受了更多西方思潮影响的吴钊父母，把他送入了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，但家教，则依然完全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里，并且在吴钊最初的家庭教育和生活方式上，他们一直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思想意识。作为大家族的第一个男孩，吴钊得以在明媚的日光下，诵诗、念文，遵循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中国传统教育观念。当然，他也少不了另外一门修身的功课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。而古琴是这门修身、完善自身功课的开端。

艺术生涯

吴钊学琴时已经十一、二岁了。父亲弹琴，他学琴，没有做刻意的选择，一切都是自然地发生着。但很快父母就发现，他特别着迷于古琴，可以不知疲倦地弹奏，且乐在其中。是古琴帮助他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途径：他以往读过诗书文章中所得所获，似乎都可以通过他手指下的琴弦鲜活挥洒起来；他心中的情思和意念，也可以完全靠着拨动琴弦来表达抒发。而吴钊，也不再只是满足于父亲的教授，他决定去拜当时著名的古琴艺术家查阜西为师。让他欣喜的是，查阜西收下了他这个学生。

那时，他家已经搬到了北京，就读于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吴钊，每周都会抱琴去老师查阜西家“学艺”，接受中国传统私塾式教育：一张桌子摆两张琴，师生二人面对面坐下，因为没有现代的录音设备，学琴记曲全凭手把手地教。

去查老家学琴，吴钊经常会碰到査阜西和当时在京的李廷松（琵琶大师）、蒋凤之（二胡专家）、潘怀素（古乐专家）等人小聚。常常是潘先生在旁观赏品评，其他人则各献其艺。查老的昆曲清唱、洞箫独奏或古琴演奏；李廷松的武曲《十面埋伏》、《霸王卸甲》或文曲《浔阳琵琶》；蒋凤之的《汉宫秋月》是他们各自的拿手节目。有时蒋先生还要主动找查老，用二胡与古琴合奏琴曲《鸥鹭忘机》。这种艺术熏陶的难得机会，对吴钊日后研究中国音乐史在实践上作了最好的准备。毕业前的吴钊，琴艺已经日臻成熟。除了琴友聚会，他开始参加一些公开的演出，在古琴界作为新人崭露头角。19岁那年，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，他第一次登台公演。按理说，他为之准备日久，曲子也早就熟稔于心，但登台时，因为与他同台是六位著名的艺术家，他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为了提携他，让他能积累演奏经验，各位老一辈艺人建议他上台以后不要紧张照样弹就可以了。当时，吴钊与溥雪斋弹古琴，查阜西吹箫，其他人演奏二胡、埙、筝进行齐奏。由于只有一个话筒，所以听到的基本上只是另一位古琴艺术家溥雪斋的琴声。

不知不觉中，吴钊中学毕业了。踌躇满志想成为科学家报效祖国的吴钊，最终还是接受了老师查阜西的建议，去学了历史。当时，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。当时的院长吕骥对古琴情有独钟。他打破常规，在该院民族器乐系内设立了第一个古琴专业，并从上海把著名吴派古琴大师吴景略调来任教。所以，吴钊把自己读大学的地点选在了天津。

1955年，吴钊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。为了吴钊学琴，查阜西专门写了封信向吴景略推荐。于是，吴钊又拜师中央音乐学院吴景略学琴。

吴景略对于古琴弹琴技艺的要求特别严格，可以说是精益求精。他的教学方法也和许多人不同，他总是自己先弹，指引吴钊听清楚看明白后再弹。吴钊非常喜欢他弹奏艺术中各种独特的表现手法，遇到某些疑难动作时，吴钊特别喜欢问，喜欢钻研每个技巧。吴景略也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探究精神，乐意详细讲解每一个指法的要领。对于吴派指法中特有的技艺，他鼓励吴钊先力争学像他每一个指法动作的精要之处后，再谋求自己的心悟和表达。从吴景略那里，吴钊学到了中国古琴特有的吟猱技法，还有吴景略老师对古琴艺术的独特追求。这段学琴的经历，让吴钊的琴艺和对琴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

大学毕业

1959年，吴钊大学毕业。作为北京古琴研究会副会长的恩师查阜西，一心想招吴钊做他的助手。这时，担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的杨荫浏开始劝查阜西：“你想招助手，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有个学生也不错，你等一年就行了。吴钊呢，我要调他来研究所，和我一起研究中国音乐史。以吴钊的禀赋、艺术修养和传统文化根底，他在这个位置上能更多发挥他的特长。”就这样，吴钊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）做研究实习员，和自己的老师一起，钻研音乐古籍；深入中国民间和边远山区音乐生活的基层进行调查研究，开始了他一生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工作。

老师杨荫浏

吴钊很快适应并喜欢上他的工作，并在老师杨荫浏指导下，取得了许多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。1964年，他油印出版了第一部著作《中国古代音乐小史》，在这本书交付正式出版的过程中，文革来临，他所在的研究所被撤销，老师查阜西、吴景略、杨荫浏都被下了牛棚。幸运的是，吴钊的书还未来得及出版，他被作为一般的群众和其他同仁下放乡间劳动。由于条件所限，他随身带的不再是古琴而是琵琶。劳动之余，他会弹起琵琶，也用琵琶给样板戏伴奏，别人也不会因为他有事没事弹琵琶来批他。

中国音乐史略

文革后，吴钊开始了他事业的高峰期。他的《中国古代音乐小史》经较大修改，并由同事刘东升增写了近代部分，以《中国音乐史略》的名称正式出版，其增订本于1994年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。他的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》等其他研究著述也相继出版，有的还成为大学音乐专业的必读参考书。而他的古琴音乐也开始被不同传播机构录制成CD、DVD在国内外传播。

风雷琴

1983年开始，吴钊对自己手里古琴的声音不满意了。恰逢古琴家吴兆基从苏州来京开会，吴钊就委托吴先生为自己买张好琴。时隔一年，吴先生说他为吴钊觅到了一把“风雷琴”，系苏州园林艺术家、古琴家汪星伯所收藏。汪先生以前收藏有很多琴，尽都散了出去，剩下两张，委托吴兆基，要把琴托付给珍爱古琴的人。吴钊拿到琴，看到后面的题款题字，就知道它价值不菲。此琴以前为清代著名古琴家顾文彬收藏，他还曾是苏州著名的风景名胜苏州怡园的主人；且清代两位著名的大书法家邓石如、何绍基都在琴上留有题字。特别是邓石如，他同时还是一位金石专家。琴上的“坡仙琴馆”几个字不同于一般题字，为篆刻刀法，非常精细。汪先生只要了很少的钱，这如同赠琴的情谊，使这张琴弥足珍贵，涵留着那一代琴人所独有的精神气质。

走出国门

出席

作为古琴艺术的代表人和音乐界著名学人，吴钊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，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和中国古琴。吴钊曾先后应邀在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（1988）、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（1990）、台北国立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所（1994）、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(2005～2006)、台湾大学历史系与音乐学研究所(2006)访问讲学，曾先后担任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（1989）、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（1990～1992）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校外考试委员，并在菲律宾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韩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与港、澳、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古琴演奏会。

2000年，在台湾琵琶家兼琴家王正平家雅集

讲授“音乐考古”课

1994年是吴钊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。他在艺术学院讲授“音乐考古”课之余，曾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盛情接待。秦孝仪亲自主持了吴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讲演。2000年，吴钊再次受邀赴台，参加台北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台北古琴艺术节。他在中正纪念堂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上，用风雷琴演奏了《潇湘水云》等三首古曲，给台湾古琴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2000年后，他又两度赴台，每次用将近半年的时间，把他的主要精力投放在教授台湾青年学子学琴上。当然，这是因为他和对方大学在古琴传承理念上的相呼应，也是因为台湾嘉义南华大学音乐学系，将古琴列为全系必修课。他对台大音乐学研究所将古琴列为全校通识课，台大历史系开创性举办“中国上古音乐与文化”系列讲座等做法，深为欣赏。

台大学子在课程结束时，写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：“听老师用生命弹出来的琴音袅袅，心都会被深深地打动。而每次来老师处练琴，都领受到一种脱尘的平静。真感谢上天赐给我们这几个月难得的学习机会，老师之琴为修心养性、琴人合一的教导，让我知道中国原来有这么伟大动人的乐器。”

吴钊主要著述有：《追寻逝去的音乐足迹-图说中国音乐史》、《中国音乐史略》（合著）、《中国古琴珍萃》（主编）、《琴曲集成》（整理）、《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》、《古琴基础教程》（VCD）及古琴演奏专集《忆故人》、《汉宫秋月》等。